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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:历代皇帝中学历最高的是哪一位?

发布时间:2019-07-23 08:29:57

核心提示:《后汉书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,是“略通大义”“大义略举”,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。甚至,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,说他不务正业。其实,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,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。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,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,而且有与之相符的“学力”:他能够学以致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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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、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,是西汉武帝刘彻设立的太学。

公元前124年,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,正式建立太学,专门研究学术,传授学问,是帝国的最高学府。

当时,太学规模很小,只有5个老师、50个正式学生:设5个五经博士(教师),分别传授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,每个老师带10个弟子(太学生)。

由于招生名额太少,正式在册的学生只能由朝廷选择“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”的高干子弟而来。不过,各郡国可以选拔保送“好文学,敬长上,肃政教,顺乡里,出入不悖”的青年学子,作为旁听生,不占编制,数量也不多。

一年后,他们经过考试,如果能通一经以上,就能排队依次做官。

由于太学成为从政的重要途径,所以入学需求十分旺盛,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。昭帝时学生增至100人,宣帝时1000人,成帝时更是猛增至3000人。

由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需要,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,这是好事。

但是,教育是一门科学,也是艺术,有其自身的规律。如果不尊重教育规律,不注重教育内涵的提炼、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产品的使用(学生就业),只注重学校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学生人数的随意增多,甚至于在学历等问题上掺杂使假,教育的社会作用就会大打折扣,乃至于在某些方面成为社会危害。

比如,王莽辅政和代汉以后,就大规模扩充太学。

王莽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,迅速扩大太学招生规模,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,其实是搞面子工程,违背教育规律,同时也违背干部人才成长规律。

无论如何,太学扩招,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。

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,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像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。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、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,他们出身寒微,没有背景,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,不得不回家去。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、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,成为打碎旧世界、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。

早在公元4年,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,拼命拉拢读书人,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学扩招。

他扩建学生宿舍,增设经学学科,增加教师编制,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,使太学生的员额迅速扩大到万人。

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,即使在科技发达、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,一个教师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。

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,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,必须经常地忽悠大家。

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,甚至方技的人,公费送到京城太学。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。

刘秀来到太学,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《尚书》。

这时的太学,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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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学的老师称博士,意思是博学多能。博士不是职称,而是一种官职,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,还要制礼、藏书、议政(包括备朝廷顾问)。不过,这样也有个好处,就是老师并非待在象牙塔里,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。

这时的太学,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,人数太多,年龄、学识、家庭背景差别很大,管理是很灵活的。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,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,根本来不及建立以及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,连老师都不够用,何谈其他。

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,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罢了。

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,就是由于老师太少,学生太多,学校必须这样:

一是讲大课;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;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,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。

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,就是宽进宽出。

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,进校后,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。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,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。定期考试,通过的可以做官,也可以不给你官做。

也就是说,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,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。

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他事儿,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这种不得不灵活,或者说“被灵活”的管理,并不利于寻章索句、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,反而歪打正着,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、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。

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。

《后汉书》《太平御览》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,是“略通大义”“大义略举”,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。

甚至,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,说他不务正业。

其实,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,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。

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,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,而且有与之相符的“学力”:他能够学以致用!

我国的经学在两汉时期,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版本的区别与争论,在太学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学,而私学的主要教材,则是古文经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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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原来,秦始皇统一天下时,为了让全国人民用一个脑袋想问题,大搞“焚书坑儒”。这段历史公案大家都清楚,其实是一场文化浩劫,儒家经典几乎全被灭了。

到了西汉初年,流行的儒家经典几乎没有旧典文本,主要靠幸存的经师口授,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。同学们记录时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,属于当时的“今文”,所以,这类经书被称为“今文经书”。

而当年秦始皇烧书时,有几个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儒家书籍藏起来。这些书到了汉朝陆续被发现整理出来。由于这些书是用先秦时通行的小篆字体写的,所以,被称为“古文经书”。

这两种经学虽然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,但精神内涵和治学方法却差别很大。

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。

这类教材毕竟是大师们口授记录下来的,谁也记不了那么准,那么全,同学们只要“略以其意属读而已”。

同时,今文经学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,引入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,宣传君权神授,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,很得大汉王朝君臣的欢心,所以被列为官学教材。

古文经学则讲究名物训诂,要求按字义讲经,注重考证,经书上没有的东西不能乱扯。同时,古文经学也反对谶纬灵异。

大汉君臣对古文经学不太感冒,又不便说得太直白,就不让它进官学课堂,只让它作为私学的教材让大家学着玩。

啰唆了半天,大家明白了吧:

刘秀同学入太学,老师是今文经师、中大夫许子威先生;教材是《今文尚书》;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,“略以其意属读而已”,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。

所以,史家说他“略通大义”“大义略举”,并不是说他“学得不怎么样”“只知道大概”,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《今文尚书》的精神实质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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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,他不是枯灯黄卷、皓首穷经的那种,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、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!

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,不妨再说几句。

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,课本都是用竹简、木牍和帛书写的,又没有钢笔、铅笔,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,写字是很费劲儿的。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、学生记录,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,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。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,可就真苦了学生了。

所以,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,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,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。

有的从小学到老,还弄不懂一经;有的甚至日夜埋头、死记苦读,最后累死在孤灯下。

对于很多人来说,朝中无人,又想做官,只有苦读。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,但毕竟有希望。还有,少数高干子弟为了附庸风雅,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。

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,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,但收效不大。

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,但两千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,很值得深思。

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,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。

各行各业、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,它是社会资源配置、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。

但是,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,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。

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,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。

比如太学生,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,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。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,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。

这样,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,哪个学生(还有他们的家长)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?

无独有偶,做官也是这样:主要凭关系,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;主要凭学历,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;主要看政绩,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得见的政绩。

总之,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,一头牵着用人机制,重要得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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